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我的家教好故事】之我是一个“坏爸爸”

　　2006年9月，胡智涵出生，我在36岁这个被我自嘲为“老来得子”的年纪，晋级为爸爸。俗话说，老来得子多宠溺，而我，虽然大包大揽了孩子教育的大部分责任，并且在随后的这14年中倾注了远超大多数为人父者的精力和心血，但伴随着孩子的成长，素来严苛的我却一步步完善了“坏爸爸”的人设。

　　养不教，父之过

　　我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很简单地把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归纳为做人、做事两个方面，因此对孩子的教育，也被我归类为品德和学业两个方向，一如我给孩子取的名字，“智”为见识，“涵”为修养。如此，孩子的成长便承载了我太多的期望。

　　3岁之前的胡智涵，“童年的欢乐”并不比其他孩童少些，并且还因为我的陪伴较多，相较同龄孩子多了些父爱而更显阳光、健康。但3岁之后，他受到的约束、限制甚至苛责、打骂便骤然多了起来，因为我特别赞同心理作家毕淑敏“毫不懂道理的婴孩和已经懂道理的少年，都不必打，打是没有用的。唯有对半懂不懂、自以为懂其实不甚懂道理的孩童，则可以打，以助他们快快长大”的观点，并且将“半懂不懂、自以为懂”的年龄定义为4—14岁。因此，在过去这10年中，当所有的夸赞、奖赏、批评、恐吓都无以奏效之后，殴打便必然成了我最后的武器，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刻骨铭心——孩子，殴打是因为我希望虚伪、懦弱、冷酷、残暴这些人类肮脏的品质，当你初次与它们接触时就感到切肤之痛，并从此与它们永远隔绝。

　　我不知道挨打是不是真的会给孩子留下童年的阴影，但我知道每一次施罚之后我感到的痛楚都会比孩子更为久远更为悠长。我也会小心地呵护着孩子幼小的心灵和脆弱的自尊，小学四年级时一次挨打之后，胡智涵接受了我的建议和鼓励，真的在他的同学之中开展了第一次“社会调查”，他询问了同班所有的男生，得到的答案是“所有这些同学都挨过打，不但他们，女生也有好几个经常挨打的，其他班和我好的同学也都挨过”。

　　涵涵，别人的爸爸打过孩子之后也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痛楚，我不是要用“爸爸们都一样”来安慰自己，而是想让你因为“不是只有自己在挨打”而避免皮肉疼痛之后心灵也会疼痛！孩子，“养不教，父之过”，打和不打都是爱，你可懂吗？

　　又是9月，胡智涵已满14岁，一如我所期待，成为懂道理的少年，我这个“坏爸爸”再也没有了“打人”的特权，没有遗憾，只有欣慰。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比学习成绩更为重视的是好习惯的养成，因此我一直教育孩子，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做好，任何人都只能是提供帮助而不能替代。在这个方面，可以说，胡智涵做的比我要求的还要好些，晚上睡觉、早晨起床、按时出门、准时回家、先专心完成作业再放松心情玩耍，基本不用家长操心。

　　曾有有一位同事，在女儿上小学时隔三差五就要请会儿假去给孩子送东西，嘴里还总是嘟囔着埋怨着孩子丢三落四。这事儿警醒了我，所以在胡智涵上学以后，我第一个要求就是每天自己收拾、检查上学需要带的所有东西，遗落不送，丢失不补。当然，在涵涵读低年级时，我们几乎是每天晚上都在他入睡以后，对照课程表和家长群里老师的要求，偷偷检查他的书包，有什么遗落，不会帮他放进书包，而是在第二天早晨提醒他自己再次检查。四年级后，连这样一份检查帮助也取消了，一切都靠他自己。开始也有过遗落，用老师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学校送东西，但仅有的那么一两次都被我拒绝了。好在，老师们也赞同、支持我的做法，并配合我一起教育孩子。事情没做好，后果就要由自己承担，胡智涵是能够接受教训的，包括老师的批评、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

　　进入青大附中以后也是如此。一年级上学期的一个星期一，胡智涵没有佩戴红领巾就去了学校，班主任王金梅老师来电话让我去送，我也是拒绝了，并和王老师做了很好的沟通，请她配合我“惩戒”胡智涵，在帮助胡智涵借用红领巾后， “惩罚措施”是，让胡智涵用零花钱购买红领巾放在教室备用。欣慰的是，备用的红领巾一直在书柜里，没用到过。

　　今年6月，再次接到王老师的电话，胡智涵怯生生地告诉我，他装卷子的文件夹遗落在家中，问我能不能帮他送到学校。这其实是胡智涵遗落的最重要学习用品的一次，但我欣然同意。于胡智涵则像意外之喜，“坏爸爸”这一次怎么这么爽快？那一声“谢谢老爸”仿佛已按捺不住欢呼雀跃。晚上，我告诉胡智涵，因为疫情，四个月的时间，人们的很多规律、习惯都被打破，因此我能理解偶尔一次的遗落，但也是唯一一次。胡智涵再一次很肯定地向我承诺，以后会更认真仔细收拾自己的东西，做好自己的事情。

　　信任让孩子更加自律

　　疫情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于我们家而言，最明显的就是近四个月居家网课的时间里，不断升级的父子冲突。

　　不管孩子是否接受，我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孩子的成长。比如，我会积极参与组织班级社会实践活动，从活动策划、组织到实施、总结，参与全程并“言传身教”做好一件事情的全过程。

　　但疫情期间的第一次“父子冲突”，也恰恰是因为社会实践。四月份，三班的孩子们自发组织向巴基斯坦捐献口罩，我无意间“获知情报”后想主动向孩子们提供帮助，却没想到“热脸贴了冷屁股”，胡智涵很不满地责备我“瞎掺和”。原来孩子们是想独立做成这件事情，我的主动“示好”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更严重的是，我随后各种“指导意见”虽然在我看来中肯而实用，但却让孩子们感到自己“无用”而沮丧。虽然活动最终还是在家长们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开展并圆满完成，但注意到孩子们“自我意识觉醒”的我，在后期的施以援手时不得不小心翼翼了。

　　小心翼翼也没能避免矛盾不断升级。喊他下楼运动，不去；喊他吃饭，拖拉；提醒他网课时间，白眼……“坏爸爸”的权威一次次遭遇挑战，最严重的的是，面对胡智涵“副科强、主科弱”的期末考试成绩，我试图以新中考政策变化引导他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在语数英主科上，因为语言方法失当，胡智涵则“犀利反击”：我怎么知道少用多少时间就可以仍然学好史地生？我怎么知道史地生考多少分就能达A？

　　看着身高臂长已超过我的孩子，看着孩子脸上那莫名的“委屈感”，我升腾起的怒气只好默默压在心底，像是被斗败的公鸡。

　　剑拔弩张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暑假前半期。我决定利用学校要求召开“家庭会议”的契机做出改变。会议开得有模有样，我首先检讨了自己没有及时关注胡智涵青春期心理、情绪的变化，没有及时修正家庭教育方式。严苛的“坏爸爸”竟然“示弱”了！胡智涵有些意外，但并没有“得寸进尺”，而是像我一样一二三四一条条掰扯起自己的问题和不足。

　　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孩子的成长和变化。新学期已接近一个月，胡智涵仍然能够每天准时起床、准时出门，雀跃的身影如快乐的小鹿，而学习成绩也逐步趋于稳定。

　　有教无类。我仍然会不时翻阅那些“陪伴成长”“赏识教育”的鸡汤文章，但我仍然坚持一个“坏爸爸”的育儿经：始于梦想，以爱为名，以严苛为基，培养孩子高尚的品格、顽强的意志、坚毅而独立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