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岁月的脚步来到了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年的辉煌仍让人心潮澎湃。而70年前的青岛解放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历史的记忆涌动而出。一艘军舰的故事,在这样荣耀的时刻,被人们重新载入记忆。
《中国作家》(影视版)2019年第五期刊发了电影剧本《黄安舰起义》。1949年,国民党“黄安舰”在青岛起义成功,成为解放军建军以来的第一艘军舰。人民海军的组建,由这里起航。
电影剧本《黄安舰起义》跳脱出冷静陈述、真实还原的历史叙事,将目光聚焦在起义时刻的一天一夜,通过细腻的笔触与激烈的矛盾冲突,将起义的险象迭生描绘得淋漓致尽。
爱青岛记者就该剧本原创内幕过程,独家专访了作者黄晓晨。
【缘起:筹备专题纪录片 一艘军舰引情感波动】
六集专题纪录片《见证青岛解放》在青岛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掀起一阵热潮,作为该片执行总编导,黄晓晨在深入的采访和深厚的史料积累过程中,逐渐被“黄安舰起义”的种种奇峻波折所吸引。
“我最早接触青岛解放的史料始于2017年初秋。除了书面的文献资料,我还必须要找寻视频的史料。”黄晓晨说。
在青岛解放50周年和60周年的历史节点,青岛电视台都曾做过有关青岛解放的大型历史纪录片,但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文献性质的视频资料几乎为零,图片仅存也是寥寥无几。从电视片纪录片表达的专业角度,黄晓晨把学习的目光聚焦在了当今国内外电视媒体包括非传统电视机构的影视表现手法上。他决定采用并加大历史情景再现的方式表达青岛解放的历史恢弘。
在搜寻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一艘军舰的命运渐渐进入到黄晓晨的思索与情感的强烈波动中,其中的人物仿佛在他心目中一个个复活起来。“我不想只停留在人物见证者的采访和有关文字史料与实物的拍摄上,我渴望能够用超越历史真实的纪录方式,去表达一条军舰的时代命运。”黄晓晨说。
由于纪录片《见证青岛解放》长度不允许承载更多的黄安舰起义,于是一个电影故事,在他的脑海中开始不可遏制地活灵活现。
【准备:深入探寻历史细节 多方说法引历史纠结】
起初,黄晓晨搜集来的大量文献资料,是用于电视纪录片做参考的。机缘巧合之下,他接触到了刘增厚、鞠庆珍两位黄安舰起义亲历者的后人,更有幸见到黄安舰起义官兵张大同老人。黄晓晨满怀激动和兴奋,听他们讲述了记忆中的黄安舰往事。
“2018年刚刚进入夏季的一天,我在跟广电的老同事老朋友祝建纲一起大谈特谈黄安舰起义,聊着聊着建纲说他的亲姨父好像也是哪条军舰的起义功臣。”黄晓晨说。
是否姓刘?对!那么是否参加了黄安舰起义?两人激动地对着所知信息。
祝建纲不敢当场确认,随后他电话里兴奋地告知黄晓晨,的确就是他的亲姨父刘增厚参加了著名的黄安舰起义。并且他很容易就帮黄晓晨联系到了刘家的小表弟。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在闽江路的一个茶楼里如约见到黄安舰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刘增厚的小儿子刘永刚,为了叙述真实的历史,刘永刚还请来自己的亲姐姐。”黄晓晨回忆说。
那天他倾听姐弟俩围绕黄安舰起义的叙述差不多近四个小时,一边看姐弟俩带来的父亲刘增厚的老照片,一边在心里默默记下那些历史的细节。
“坦率说,这次访谈增加了我的历史困惑,因为姐弟俩的许多陈述并未见任何官方历史文献。”黄晓晨说。他更倾向于姐弟俩叙述的历史真实性,却也更增加了对黄安舰起义的历史纠结和探索欲望。
又有一天,同事鞠松烨得知黄晓晨在做《见证青岛解放》的电视片,且会涉及到黄安舰起义的时候,兴冲冲带着一厚摞图书资料和老照片,来到黄晓晨办公室,讲述了他记忆中所了解的有关亲二爷爷鞠庆珍的事情。
“我倾听了黄安舰起义最主要领导者鞠庆珍的点点滴滴,如获至宝,但仍旧产生了一些历史细节上的纠结。”黄晓晨说,“这一次,使我探求黄安舰起义真相的欲望更加强烈。”
当黄晓晨的纪录片创作团队到连云港采访拍摄黄安舰起义胜利抵达解放区的历史情形时,他意外获得了起义中仍然健在的参与者联系信息。
“回青后我立马联系了住在青岛八大峡的张大同老人。”黄晓晨说。
与张大同老人相见前,黄晓晨阅览了不少网上关于老人与黄安舰的报道。“令我惊诧的是,80多岁的张大同老人当年参与起义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黄晓晨说。
70年前,年轻的张大同应当时在黄安舰任职的亲堂哥张大发请求,帮买些米面粉条之类的食材,送上黄安舰,以供当晚舰上官兵正月十五聚餐。而不等他返回陆地就稀里糊涂被起义的舰艇带走了……
真正与老人会面,他给黄晓晨当面讲了许多黄安舰起义后在连云港的种种波诡云谲的过程。“比如陆地上的解放军为什么要打8发炮弹后才搞明白黄安舰是来投诚的?再比如隐藏起来以避国民党军轰炸的黄安舰又遇到了士兵反起义未遂的惊险等等。”黄晓晨说。
文献史料、亲历者及后人的叙述、网络报道,四面八方涌来地有待推敲的信息,各方不同的讲述及相互之间的不认同,让黄晓晨几乎要放弃了对这个题材的追踪。
“我们不对历史真相的细节进行对错的评判,我们只是将历史亲历者各自的回忆叙述都呈现出来以供后人研究……”这是海军出版社编辑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序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让我对历史的追寻产生了冷静的姿态,也使我放下了纠结的包袱,继续多方探寻有关黄安舰起义的历史事实。”黄晓晨说。
【创作:摒弃职业惯性 研究电影语言叙史】
尽管历史事件本身提供了电影故事最基本的构架内容,但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到艺术化的电影故事,表达手法上如何创作,艺术想象和艺术加工把控在什么程度,对人物的刻画既不能妄自杜撰又不能就事论事,成为黄晓晨反反复复的创作思考。
当他的第一稿寄出去后,很快得到《中国作家》影视版编辑部负责人范党辉的指教——电影本身的艺术规律毕竟与新闻叙事有很大的不同,按照叙史的方法来反映起义的过程,电影的魅力显然不如文献历史片。
“我终于下了狠心,抛弃了以往自己职业的惯性写作和历史真实的拘泥。”黄晓晨说。他将电影故事浓缩在了黄安舰起义的一天一夜,集中将各色人物的冲突重笔放在舰上的各个角落,使得故事走向跌宕起伏。在人物刻画上,他强调了群像的外在与内心塑造,不刻意突出哪一个功臣,也不忽视任何一个在黄安舰起义中起决定作用的骨干人物。
“至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政治意义和随后的各方反应,我都放在了电影故事之外。”黄晓晨说,“比如中共领袖周恩来亲笔给黄安舰起义官兵的嘉奖电令,再比如国民党媒体荒唐地宣称已将起义军舰炸沉在渤海湾内的新闻讯息等等,这些在电影故事中展开,那就成为另外的故事了,或许可以在电视连续剧中充分延展。”
至于剧本是否会拍成电影,黄晓晨表示他可以胜任这部电影的导演,却不擅长电影的商机选择和营销等幕后操作运行。“完成了电影剧本的创作,而且变成了公开出版物的铅字内容,从而能让不少的读者阅读,这令我已经很满足了。”黄晓晨说。